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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恶梦
在“文化大革命”这股洪流的冲击下，整个世界似乎全被卷
进了一个疯狂的旋涡……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回想起
当时那惊心动魄的大混乱，都会感到象是做了一场恶梦。
就在运动开始后不久，我便迎来了使我永生难忘的一段艰难
岁月。
最初，我也参加了“红卫兵”，并且满怀革命豪情参加了
“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可是，随着运
动的逐步升级，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我的革命热情日趋低落……
那时，红卫兵组织常在大街的墙上、电线杆上张贴一些“通
令”，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可这些“通令”极有权威，无
论什么，一旦被它们点了名，就要倒霉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
一张“通令”上赫然写着：围棋是“四旧”，是封建帝王将相、士
大夫和资产阶级臭老爷们的黑货……必须坚决取缔云云。这“通
令”就象迎头浇下的一桶冷水，使我的心凉了半截。我无论如何
也想不通，陈老总大力提倡、关怀，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全都支持
的围棋项目，怎么会转眼之间变成了“封、资、修”的黑货呢？
雷溥华老先生的死是对我的又一个打击。当我得知雷老被打
成“牛鬼蛇神”，不明不白死去的消息时，几乎惊呆了。这么一
位正直、善良、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老人，竞会是什么“牛鬼蛇
神”，谁能相信呢？回想起和雷老朝夕相处的日子，回想起他
对我的关心和敦诲，心里就象被刺了一刀似的……从此，我再也
不去参加任何打击“牛鬼蛇神”的“革命行动”了。
接着，我最感恐怖的事终于发生了——我的父母被打成“黑
帮”关押起来。
在此之前，我所熟悉的许多叔叔、伯伯就陆续被打成了“黑
帮分子”，连敬爱的陈老总也突然被“造反派”揪斗，这些都使
我隐约有了一种危机感，但没想到令人担心和害怕的事这么快就
成了事实。这“五雷轰顶”般的打击使我万念惧灰，心中一片茫
然。抄家时，被剃成“阴阳头”的父亲胸前挂了一块写着“黑帮
分子聂春荣”的大木牌，在几名“造反派”的喝斥下，被迫弯着
腰，低头站在我们居住的小楼的阳台上。他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
搐着，黄豆大的汗珠，一滴滴落在脚前的水泥地上……这痛心的
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
父母既成“黑帮”，我也从“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
地位急剧的变化使我饱尝了人世的炎凉。从这以后，什么革命造
反，什么运动，我一股脑全抛在九霄云外，成了名符其实的“逍
遥派”。
被抄家后，我的家已不成其为家了，到处破破烂烂，谁也
无心收拾。那时，我最怕回家，家里人那愁云密布的脸和屋里沉
闷的空气，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所以，只要有地方可去，我
就不回家。
万幸的是，那时我还有一个绝妙的“避风港”。不知是因为“革
命任务”太忙，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造反派”们居
然没有去光顾北京棋社。棋社的人几乎个个是下棋出身，对什么“下
棋是四旧”等等的说法，只作耳旁风，因此，尽管社会上已
闹得天翻地覆，棋社里照样可以安然下棋。于是，我就成了棋社
每日必到的常客。只有坐在棋桌旁，在噼啪作响的棋子声中，我
才能暂时忘掉心中的凄苦，感到活着还有一些乐趣。
可惜好景不长，“革命的铁扫帚”到底还是伸进了这个幽雅
的小院——棋社被查封了。失去棋社这块“宝地”，很长时间，
我象丢了魂一样，整天毫无目的的东游西逛。
自从父母被关押后，家里经济断绝了来源，生活顿感困难。
父母单位发的一点生活费，除去要交的房租水电费，每月只剩下
二十多元钱，这点可怜的钱却要养活爷爷、姥姥和我们五个孩
子，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万般无奈，只好卖东西。俗话
说“坐吃山空”，家里值点钱的东西很快就卖光了，我也开始尝
到了挨饿的滋味。
我自小就嘴馋，尤其是爱吃肉，可家里那苦行僧似的伙食不
但见不到肉星儿，而且还吃不饱。有时实在忍受不住，就只得去
棋友家“蹭饭”，但“蹭饭”终究是没把握的，如果碰上人家不
在或已经吃过饭了，那就只好咽咽唾沫，自认晦气。
记得有一天，我为饥饿所迫，竟然跑到我的母校(现在的历
学胡同小学)，想把我在参加1962年全国儿童比赛获得的奖杯要
回来，卖钱买东西吃，结果被人家当成了“小疯子”而毫不客气
地赶将出来。当初，这个奖杯还是陈老总嘱咐我送到母校，向培
养、教育我的老师们表示感谢的，又谁能想到日后我竞会落到这
种地步。现在看来，“拿奖杯来填肚子”实在是小孩子不懂事的
愚蠢举动，但我相信，再不懂事，如果不是逼急了，我也绝不会
想出这条“妙计”。
在对前途彻底绝望了的情况下，为了寻求刺激，填补精神上
的空虚，我曾干过许多无聊的事，象跟随“哥儿们”去打群架；
为了赢顿饭甚至于几根冰棍去和别人下棋赌博等等。这些事由于
和本文的主题无关，所以我并不打算多说，不过，那段浑浑噩噩
的经历仍给我一个刻骨铭心的启示：没有奋斗目标的生活是多么
的可悲而又可怕！
1968年春天，学校开始分配工作。“红五类”当然可以优先
参军或留城工作，一般家庭的学生或多或少也有留城工作的希
望，但我这样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唯一的道路是“上山下乡，
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过，学校也许考虑到我的身体状
况，既不动员我“上山下乡”，也不给我分配工作。对比，我倒
毫不在乎，反正已经“泡”了两年了，但父亲却吃不住劲儿了，
因为父亲单位的“造反派”说他“纵容儿子对抗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这顶“大帽子”一扣，我顿时乖乖地自动交了“上山下
乡”的“申请书”，而且很快就被分配去黑龙江省的山河农场。
1969年9月23日早上，我向父母告别后(他们刚刚被放回
来)，站在客厅里，最后环顾了一下将要离开的家。看着那熟悉
的一切，想起在这里所渡过的美好时光，我突然觉得“家”对我
是那样的宝贵，而我就要失去它，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忍不住心
里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从记事以来我极少哭过，然而，这次却象要把郁积了多年的
泪水一齐哭出来似的，两年来的种种磨难在心里留下的苦恼、悲
伤全都爆发出来。我失声痛哭，客厅里充满了我悲哀的哭声。父
母谁都没有出来安慰我，此刻，他们又能说什么呢?我能想象到
他们心里是什么滋味。作为父母，有什么比无力保护自己的“爱
子”更让他们伤心呢?
直到现在，对我临行时的痛哭流涕，家里人从未提起过，但
我始终未曾忘记，因为在那时，我领略到了人在绝望时的心情。
也正是从那以后，遇到别人有困难需要得到帮助时，只要力所能
及，我总要伸手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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