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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农场生涯
我去东北农场虽然绝非自愿，可那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心
里不只一次地描绘过。还在上小学时，我看过曲波的小说《林海
雪原》，主人公们在茫茫雪原、莽莽林海的传奇式的生活，曾让
我无限神往。再加上农场来京招工人员的“三寸不烂”之舌，几
乎把农场说成是“世外桃源”，因此，在我的脑海中，农场生活
被勾画成这样一幅绚丽多采的画面：神秘的原始森林，广阔无边
的原野，一排排整齐、洁净的营房，热情洋溢的农垦战士……这
种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多少冲淡了我离家时的哀伤之情。
然而一到目的地——山河农场四分场一连——我马上就从自
己所编织的玫瑰色的梦境中清醒过来。出现在眼前的只不过是东
北平原上的一个简陋的“屯子” (东北把村叫屯)。屯内高矮不
齐的各式房屋(有砖砌的、土坯垒的、茅草搭的)杂乱无章排列
着；胳是那种一下雨就使人联想起“芝麻酱”的那种土路；广阔
的田野倒确实存在，但原始森林却连影子也看不见……虽然环境
和想象的差距是那么遥远，可经过两年多的磨炼，我倒很懂了
“既来之，则安之”的道理。 “男子汉大丈夫四海为家，好好干
吧。”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在这里，衡量一个人是以能否干活为
标准的。对知识青年来说，能不能干活更是检验是否“扎根边
疆，铁心务农”的唯一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我一踏上农场的土
地，被当成怕苦伯累的落后分子的厄运就已在劫难逃了。
我们到达连队时，正好赶上收割大豆。为了让我们尽早地在
“广阔天地炼红心”，连领导仅让大家休息了两天，便把我们拉
到田里，参加了“战斗”。
在农场，割大豆是数得上的累活。这活看似轻巧简单——左
手一拢豆秧，右手的镰刀一搂， “嚓”，豆秧便乖乖倒下。其实
干起来却分外吃力。我左右手的配合怎么也和谐不了，不是镰刀
砍进土里，就是将豆秧连根拔起，眼看着人家超过自己，心里一
急，越发手忙脚乱。渐渐地，我感到腰部象针扎似的疼痛，直起
腰身后，再一弯腰，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了头部，眼前阵阵发
黑……这一天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尽管我尽了全力，结果仍是全连割大豆的倒数第一名。为了
挽回“名誉”，我咬紧牙关又拼搏了几天，但终于不得不承认：
在割大豆的领域，我是个低能者。因为心脏病的缘故， 割大豆
时，我眼前发黑，喘不过气的症状时常出现，实在坚持不住了，
只好去找连干部讲明原因，要求调换轻点的工作。按说这个要求
并不过份，可连领导干脆拒绝，并毫不客气地告诉我： “除了割
大豆，别指望分到别的活儿。”一怒之下，我便歇了病假。这
样，我和连干部的关系一下子就紧张起来。
事后我才知道：一开始连干部还认为，我完不成任务是因为
从小娇生惯养，不适应艰苦的劳动，锻炼锻炼也就好了；后来发
现我总是倒数第一，就怀疑我故意“装假”，企图偷懒耍滑；等
到我“自称”有病(而且是什么心脏病)，要求换工作时，便确
信我是个颇有心计的“大滑头”。这结论一下，不但“美差”好
活从此与我绝缘，而且分给我的总是又脏又累的活儿。作为“可
以教育好的子女”，干活不行，还敢顶撞领导，受到这种“破格”
待遇是毫不奇怪的。
脏活累活我并不伯，身上脏了可以洗，干累了可以歇着，可
是精神上的歧视使我痛苦万分。别的不说，连里的知识青年几乎
人人皆可参加的基干民兵，我都投资格参加。那时，我最难以忍
受的是人们对我的那种冷漠的态度，那种冷漠无时无刻不在提醒
我：你是低人一等的。
……
在农场的这段经历确实令人不堪回首。不过，我并不想过多
责难当时的连领导，在那种形势下，他们的作法也是很自然的。
相反，我还要感谢他们，因为那艰苦的日子磨炼了我的意志，激
发了我的奋斗精神。
后来，在我面向棋抨全力拼搏的时候，那段“逆境”给予我
的精神财富大大发挥了作用。国内不少棋手感到和我比赛是很辛
苦的事，也许就因为我比他们更顽强一些。无论盘面上局势如何
变化，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取胜，我就会拼命地顽抗到底。这种顽
强的精神，常常使我在劣势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比如，1983年在
兰州的国手赛，我对马晓春的一局棋。布局双方咬得很紧，谁知
刚刚进入中盘，我就误算了一步棋，被他断吃了一大块。观战的
人顿时大哗，可我审度了一下局势，觉得盘上广阔的地方还不
少，虽然对手很强，但坚持下去未必没有希望，于是又振作起
来，咬牙拼下去，到底幸运地反败为胜。这局棋虽然赢了，但赢
得异常艰苦，我一边要搜肠刮肚思考最精妙的下法，一边要耐住
性子去一点一点地缩小差距，还要和自己不时地想推抨认输的念
头作斗争，那时只要斗志稍一松懈，立刻就会土崩瓦解。
顺便提一下，能达到一流水平的棋手，象新秀马晓春、刘小
光、江铸久、曹大元、钱宇平、邵震中等，单纯在棋艺上的差距
是微乎其微的，风格也各有所长，他们之间的较量，与其说是靠
技术，不如说是比斗志。谁更能忍受劣势下的艰苦战斗，谁就会
冲在前面。在日本“超一流”棋手身上也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
例如，藤泽秀行九段的棋艺堪称出类拔萃吧，可他高居“棋圣”宝座
期间，在别的比赛中表现平平，唯独在“棋圣战”中，却接连击
败了加藤正夫、林海峰、大竹英雄等猛将，创造出六次蝉联“棋
圣”的奇迹。据秀行棋圣自己说，他之所以能如此，全靠着“卫
冕失败，就不如去死在荒野”的精神的激励。我觉得秀行这发自
肺腑的真情实感，说明了一流棋手比赛的真髓。因此，凡是有志
攀登围棋高峰的人，除了钻研棋艺，必须要把培养坚韧不拔的意
志作为重要课题。
言归正传。
我在农场也有过“县花一现”的荣耀时光，那是在1971年的
春节之后……
当时，农场刮起了一股“返城风”，许多高干子弟凭着各种
各样的关系，纷纷离场而去。留下的知识青年顿时“军心动摇”。
对此，农场领导也慌了手脚，对走的，他们想管也管不了，只好
对剩下的拼命加强“扎根边疆，铁心务农”的教育。
事实上，我很羡慕那些有“门路”的“飞鸽牌”，可父母问
题还没解决，当然不敢有什么非份之想。不料这一来反倒“因祸
得福”。
我这个高干子弟不走门路”返城”的革命行动，为分场新来
的领导所赏识，于是，我摇身一变，成了“扎根边疆志不移”的
先进典型。分场的负责人亲自找我谈话，帮我总结到农场后思想
转变的过程，还决定让我在全分场巡回宣讲学习马列、毛著的心
得体会。对于一直企图改善自己处境的我来说，这一切真象是在
做梦一般。
就在我的地位日趋上升之时，继波的一封来信又把我的生活
步调完全打乱了。
继波在信中告诉我：据吴淞笙讲，日本围棋代表团即将访
华，不日便可到达北京……我把信反复看了好几遍，确信没看错
时，不禁欣喜若狂。 “国家还是要发展围棋事业的，我有用武之
地了。”这个念头在我胸中翻腾着，激动得我坐立不安，我决定
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这个宝贵的机会。不过，我很清醒，如果以
“回京去看棋赛”为理由去请假会落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没
跟任何人打招呼，便偷偷地溜回北京。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么做
简直是在拿自己的前途作“赌注”。
当我风尘仆仆从千里之外赶回北京，才发觉是空跑一趟。不
知是弟弟听错了，还是吴淞笙的消息不准确，总之，日本围棋代
表团访华是根本没影的事。我一下就傻了眼，这才意识到自己的
行动是何等的荒唐，真是哭都来不及了。我在京仅呆了两天，便
又匆匆返回农场。在飞驰的列车上，我心急似火，恨不能一步迈
进连队，可那时就算我真能长翅膀飞回连队，也无济于事了。
果然，我这“先进典型”的“失踪”成了连里的一大新闻，
许多人议论纷纷，猜测我会不会一去不复返。最感恼火的是分场
负责人，好不容易树立的典型竟然不辞而别，这不等于自己打自
己嘴巴吗？所以我一回到连队，就马上被他叫去，训了个不亦乐
乎。从此，分场领导对我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本来就对
我有看法的连干部更是幸灾乐祸。我重新成了落后分子，而且是
极善伪装的落后分子，这一“恶名”甚至在农场场一级的领导那
儿挂了号。
刚刚从艰难的处境中挣扎出来，耳边似乎还回响着“讲用”
时人们报以的热烈掌声，就一头栽进了比以前更为凄惨的境地，
这一突变，几乎毁了我的一生。 “哀大莫过于心死”，我开始自
暴自弃，学会了抽烟喝酒，学会了和“哥儿们”一起偷鸡摸狗，
甚至因为打伤了人(尽管是对方不讲理)，被戴上手拷，送进专
为小偷、流氓开设的“学习班”。就这样，顺着一条危险的道
路，我迅速地滑了下去……万幸的是，不久，命运又给了我一个
“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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