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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去
我读了一本令我终生难忘的书。
1980年10月4日，我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到北京时是杨晖来接的。我和杨晖、
金茜倩一起住在国家体委训练局大楼的五一五房间，同一层还住有女排和女篮的队
员。她们都是“老”住户了，只有我一个人是新来的，跟大家都不熟，再加上性格
内向，特别胆怯，所以除了同屋，我都不敢跟大家说话。
进国家队的第一年特别想家，老是梦见妈妈在炒菜。幸而姑姑芮苑如在新华社
工作。星期天我就常常去她家，和三个表姐玩，她们称我为“老四”。时间长了，
渐渐地也就习惯了离家万里的生活，到底是年轻人，大家一起训练、一起玩，很开
心。1983年底，又来了一批人，我就和张璇、牛力力住一个房间，力力比我大两岁，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一直到现在依然保持着友谊，而且每次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
话。
那时，全国比赛很少，我们基本上以训练比赛为主，分组打循环。如果在B组打
得好，或是有出访任务，那么往往会把你调到A组，那锻炼就大了，因为最好的棋手
都在A组，如聂卫平、马晓春等。有时候还分组训练，比如聂卫平老师带一组，华以
刚老师带一组，小组研究讨论。虽然那时以训练、比赛为主，但大家的热情都很高，
如果有机会能升组，大家会特别高兴。
对棋手来说，那段时间打谱已经是非常重要，可能是自己悟性差，从小以及在
少体校和市队，我都有些糊涂，不知道该怎么学棋。国家队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学
习环境，周围的棋手都比我强，而且大家朝夕相处，时不时就说起棋，无意中都可
以得到很多收获。
刚开始，我们一些相熟的棋手经常摆棋，像杨晖、曹大元、王群、邵震中、钱
宇平等，我一个人根本想不出多少东西，所以，我吸收了他们很多对棋的理解。
后来全国比赛慢慢多了，有新体育杯、国手战等。1983年，我第一次参加国手
战赢了华以刚老师，特别高兴。其实当时我全国比赛个人的成绩一直不好，打团体
还不错，我和杨晖合作，她打第一台，我打第二台，差不多年年拿冠军，一直到八
一队把孔祥明和华学明调去，我们才被打了下去。
全国个人赛我的成绩上得特别慢，1980年是第四名；1981年自觉棋长了不少，
但也只是第三名；1982年是第二名，从此就连着第二，总是不能突破。1984年我本
有机会拿第一名，但小分不够，这就像踢球，临门一脚总差火候。常常是只要这盘
赢了就能拿冠军，但我往往就是会输掉这一盘。技术不成熟，心理状态也不够好，
老拿第二，所以大家都叫我“万年老二”。我自己也觉得也许就是“万年老二”的
命，冠军就在眼前但就是拿不到，挺苦恼的。从1982年到1985年，冠军由杨晖、孔
祥明、丰芸轮流，而第二名总是我。尤其1985年，最后一盘对李杨。我对李杨下比
赛是赢多输少，似乎只输过两盘。一盘是选拔世界业余比赛名额，当时杨晖家里有
事，没有参赛，显然我的机会来了，但我却输给了李杨。另一盘就是1984年，我只
要赢了李杨就能拿冠军，可是我却又输了。在我和李杨比赛时，孔祥明认为肯定是
我赢，所以她早早地逛街去了，一心一意做老二。谁知逛街回来，人们却告诉她：
芮乃伟输了。所以，不管平时我能不能赢对手，赢得多还是赢得少，关键时刻我准
输给她。后来我跟李扬说：“只要有用的我都输给你，没用的赢得再多也没用。”
1985年，我和杨晖的距离越拉越远，后来干脆就没有比小分的可能。我特别着
急，觉得很多地方有问题。当时，华以刚老师和容坚行老师都跟我说，别着急，急
是急不出来的。华老师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如果你是老二，那就说明你就是
老二的实力。你只有努力，努力够了，你才有可能摘掉老二的帽子。”
在国家队的最初几年，我仍然内向、不自信，也不喜欢活动。1984年后，中日
围棋擂台赛不再专门安排女棋手出场，我们如果想同日本棋手下棋，必须和男棋手
竞争，所以我就开始有意识地从各方面锻炼自己。
那时，我和杨晖、张璇一起学骑车。马晓春有一辆自行车，那年他要去日本比
赛用不着，我就向他借。马晓春很爽快地把钥匙留给了我们，我们很多人用它学骑
车，不知摔了多少次，反正等马晓春回来，那辆新车变成了旧车。
学会了骑车就好像多了两条腿，训练完就特别想往外跑。我们骑着车上街、去
公园玩，还去了龙潭湖，租船打水仗。龙潭湖离训练大院不远，分大、中、小三个
湖，那时泥土小道，草木丛生，很有野趣。我们每天沿湖晨跑，体力差的跑小湖，
好些的就跑中湖和大湖。
中秋节到了，我们还带着月饼、啤酒、水果去龙潭湖赏月，要是换了现在，我
就懒得出去了。
当女排训练完后，男棋手们常常去她们的训练馆踢球。有一次因为缺人，我被
拉进去充当守门员，门框就是两个包，我居然还挡住过几个球。不可思议的是，我
还担任过前锋，一旦我带球进攻时，大家都停下来看着我，没人上来拦截。我和守
门员一对一，还做个假动作，把球踢进了球门。
当时我还读了一本令我终生难忘的书，那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
夫》。在那个多愁善感的年纪，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活力，身上似乎也增添
了不少劲。
比赛时我总是会弄出许多故事。1985年，升段赛在山西大同举行，我升到了七
段。比赛地点是在郊区的航空学院，像我们这些生长在大城市的孩子，亲近大自然
的机会不多。所以一有空，我就往外跑，在草原上散步游玩，看蓝天白云，看牛羊
吃草，看夕阳西下，美丽的大自然令我浮想联翩，心旷神怡。
有一天早晨，我在草原上碰到方天丰，我们发现草地上有很多蘑菇，但不知能
不能吃，是否有毒。有个当地人跟我们说：“蘑菇怎么会有毒？”听说没有毒，我
们就采了很多，邀请一些朋友晚上来吃蘑菇。我点上加热器，用方便面调料煮了很
多蘑菇，特别鲜美。
因为晚上有港台录像片，张璇他们吃了一点后，就急急忙忙赶去看录像，剩下
我和方天丰、廖桂永吃得特别多，还把汤喝了。吃饱喝足了，我们就去草原散步看
月亮。到了半夜不对劲了，方天丰说他又冷又出汗，浑身不舒服。我们就把他架到
医务室，方天丰冷得直哆嗦，却又大汗淋漓。很快，廖桂永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这下可把我给吓坏了，赶紧一一去找吃过蘑菇的人，他们都说没事，我这才放下了
心。可是在找他们的过程中，我的视觉开始模糊，眼前的人变成了一个个黑点，想
吐又吐不出来。大夫也慌了，弄了辆车把我们送到城里，给我们吃了泻药，好一番
折腾。为了便于观察，医生不让我们睡觉。于是我们一帮人赏月、喝茶，表面上很
风雅，其实心里忐忑不安。
那晚的月亮特别大，比我见到的最大的月亮还大好几倍，不知是否因为瞳孔放
大，什么东西看上去都比平时大，但又很模糊。三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
第二天比赛时，我是什么棋都想不出来。廖桂永说他输了，因为点目看错一行，
差了十目。当然我那棋盘也不对，点错一个星位，星是歪的。每次比赛，都要由各
队投票评精神文明奖，我通常都能评上，这次也不例外。可是最后组委会有人说，
吃蘑菇中毒还能评上精神文明奖？所以差点被拉掉了。后来自己想想，也感到实在
不应该，因为第二天还有比赛，应该养精蓄锐，居然还贪玩、贪吃。类似的错误不
止一次，有一次在连云港，下午有比赛，我上午还去游泳，冻得够呛，结果下午输
了。
夏天的时候，我们常去秦皇岛休整，也算是半放假。有一年中日围棋擂台赛后，
我们在秦皇岛总结休息，不会游泳的我一有空就套个救生圈在海里扑腾，胆子特别
大。我们一大早就去赶海、捡毛蚶，烫熟后蘸点酱油就吃，觉得比国家队的伙食还
好。其实，国家队的伙食非常好，我们不过是想吃点自己弄来的新鲜的东西罢了。
有一年，我们准备去秦皇岛，俞斌和张文东提议骑车去，说是几天就到了。俞
斌借了我的车，我那辆自行车买来以后就成了公车，有时自己想骑都不知在哪儿，
轮胎里的气永远差那么一点，瘪瘪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到了秦皇岛后，俞
斌说：“太累了，现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骑这辆破车回去了。”这下张文东就犹
豫不决了，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他一起骑回去，那他愿意再做一次傻瓜。我脱口而出：
“我骑！”张文东傻眼了，他其实也不想骑了。而我之所以那么“勇敢”，是因为
那段时间心情不好，特别想做一些没有做过的、刺激的事来发泄一下。张文东不骑，
我也不敢骑，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路。我到处找人，找“志愿者”，最后梁伟棠表
示愿意陪我骑车回去，领导也同意了，因为回北京是乘大巴士，破车托运也麻烦。
大部队出发我们也出发了。头一天边骑边玩，兴高采烈。第二天就不对了，摇
摇晃晃往前冲，哪边阴凉就往哪骑，有时甚至是逆行。第三天我筋疲力尽，只是机
械地踩着踏板，休息时我一口东西也吃不下，只是猛喝冷饮。半夜，我们总算撑到
了宿舍，我双手肿得解不开夹在车后的包。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连续骑车超过一
小时的。
多年以后，在国外没有棋下的时候，我时常回想起年少时的那些事。年轻时太
贪玩太不珍惜了，不过虽然鲁莽了些，但是积极的一面也有，那就是在不知不觉间
培养了我的信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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